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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统局外勤站通常采用：区→站→组→队四级架构，其中站级单位分为三个等级。

　　设于直辖市、重要省会城市，以及主要战略地区（如北平站、天津站、上海站），站本部下设行动组、情报组、电讯组、总务组等职能部门，定编160人。

　　设于普通省份（如安徽站、贵州站），定编110人，站本部下设行动组、情报组、电讯组、总务组等职能部门。定编110人，编制人数较甲种站少三分之一。

　　设于偏远各省城市（如康定站），站本部下设行动组、情报组、电讯组、总务组等职能部门，定编60人，主要承担基础情报的收集任务，非特殊情况，一般不实施外勤抓捕行动。

　　2、因特殊任务要求，实际并未列入在册人员花名册的特工，譬如电台潜伏组、敌占区情报站、秘密行动组等等，一般每组少则1、2人，多则20人不等。

　　3、从站外各行各业中发展来的特勤人员（线人），譬如抗战时期的上海站，全站特勤人员竟高达800余人。

　　上海站站长陈恭澍在任期间，刺杀日酋和汪伪，铲除汉奸和叛徒，以及破坏我党地下组织等行动，曾单月最高调动过1400余人执行联合行动。

　　就连级别仅是丙种站的康定站，编制人员仅60人，特勤人员竟也有数十人之多。

　　综上所述，各站实际人员编制因编外特勤人员规模庞大，无一例外全都远远超出了额定的编制数量。

　　各站站长除军统站长身份外，往往在当地驻军（警）兼任其他公开职务，以方便开展工作。

　　抗战时期军统局为激励各特勤站，对于站长的军衔晋升，有着严格的军功要求，条条框框都有着明文规定。

　　甲种站站长：军统局报请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批准，将其少将职务军衔变更为铨叙少将军衔。

　　此处需要简单地阐述一下军队的军衔体系，国军军衔体系分为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两个不同的类别。

　　职务军衔是临时军衔，也就是说，你的职务在，军衔就在。你的职务哪天不小心丢了，站长当不成了，你的军衔也就没了。

　　而铨述军衔是由军事委员会颁授的正式军衔，一旦获授，哪怕职务丢了，但军衔仍然保留。

　　譬如，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少将，因成功组织营救75名美军飞行员，其职务军衔就由少将擢升为中将，他本人的铨述军衔也由技术中校晋升为技术上校。

　　再如，杜聿明中将、廖耀湘中将，二人的职务军衔都是陆军中将，但杜聿明的铨叙军衔是步兵少将。

　　陈仙洲，别名鹤龄，河北人。其资料比较敏感，懂的都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找资料，在此就不展开细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仙洲是军统有名的“夏侯惇”，只听命于戴笠一人。此人心狠心辣，艺高胆大，能够左右开弓，枪法极准。精于搏击、刺杀、下毒、驾驶、爆破。

　　无论是对付日军高官，还是对付汪伪汉奸，抑或对付我党地工人员，甚至是对付各个系统的自己人，陈仙洲都从不手软，手上沾满了不同阵营者的鲜血。

　　由于始终冲杀在第一线，其特工生涯中多次被俘，他被日军梅机关俘获过，被汪伪76号俘获过，被我党特工也俘获过，但陈仙洲每次宁死不屈之后都能化险为夷，总能从各方势力的手中逃脱，一次又一次上演着绝境逢生的巧合。

　　以至戴笠坠机尸骨未寒之际，毛人凤即着手调查陈仙洲，毛人凤始终怀疑陈仙洲是一名多面间谍……

　　1949年，陈仙洲撤至台湾后，担任台湾省警务处长，掌控着整个省的警察系统。

　　由于台湾档案馆至今没有解密陈仙洲的资料，以至于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各个阵营中但凡有大人物死于非命，这笔糊涂账最后都记到了陈仙洲的头上。

　　由于背景隐秘，陈仙洲的名字现在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他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就连号称“军统第一杀手”的陈恭澍，在陈仙洲的面前，也只能算是弟弟。

　　1945年12月初，戴笠亲自到天津裁撤了原有各潜伏组织，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任命早在1941年就担任过天津站站长的陈仙洲复任站长，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和天津财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

　　吴景中早年加入我党，受组织委派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与蒋经国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同桌。

　　从苏联学成归国后，刚好遭逢大革命失败，吴景中被捕叛变，‌加入了军统系统。

　　此后历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情报所科长、总动员会第七经济检查大队队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等职。

　　凭借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加同桌的关系，吴景中长期受蒋经国庇护，从战火连天的东北调任天津出任站长，就是走了蒋经国的门路。

　　吴景中善于钻营，长期周旋于戴笠、郑介民之间，左右逢源。不料百密一疏，一直被他轻视了的局本部主任秘书毛人凤，却在后期异军突起，飞黄腾达。

　　1948年，毛人凤出任保密局局长后，以“贪污罪”迅速将吴景中撤职查办，随后迁至台湾羁押。

　　吴景中被囚期间，保密局清查委员会查抄了吴景中藏匿于各处的财产，光是房产和汽车就不计其数，美元、黄金，以及各类古玩、珠宝更是数不胜数。

　　1950年，就在毛人凤准备对其下死手的时候，吴景中在最后关头再次获得蒋经国援手，虽说捡回了一条命，却也身心俱疲，心灰意冷。

　　获释后的吴景中再也无心仕途，安安心心地做起了寓公，每天吃斋念佛，寄情于品茶与书法。

　　2009年爆火的电视剧《潜伏》，剧中天津站的“吴敬中”站长，就是以吴景中为原型所塑造。

　　李俊才，1918年出生于山西临县玉坪乡，1936年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采矿系，1938年进入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

　　前任站长吴景中，当时是学员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教官，沈醉是总务科事务股股长兼行动术教官。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李俊才被任命为“北平肃奸委员会中校法官”，从重庆前往北平任职。

　　1946年10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李俊才调任保密局华北军政督察组第二科科长，晋升上校军衔。

　　1948年11月，天津站站长吴景中被毛人凤下令羁押后，李俊才接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并兼任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此时，东北已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挥师入关，政权统治下的北平、天津已危如累卵。

　　天津站副站长吕世伦也已经弃职出走，李俊才作为天津站站长此刻已经独木难支，每天都处于惶恐不安之境地。

　　但是，就在如此险恶的局面下，毛人凤还在给李俊才压担子，电令李俊才抓紧布置特务潜伏计划，并要求李俊才本人不准撤离，以便天津失守后由李俊才亲率潜伏组执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

　　没错，电视剧《潜伏》里李涯执行的潜伏计划，代号也是“黄雀”。所以说，艺术源于生活，《潜伏》里的很多经典桥段，都是取自保密局天津站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

　　李俊才接到毛人凤的命令后进退维谷，他知道这种潜伏任务根本不可能成功，这计划要么是毛人凤一拍脑门想出来的，要么就是把他当作一枚弃子，牺牲品而已。

　　但是，李俊才又不得不执行这个命令，只好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

　　他主动联系了，带着下属上交了潜伏名单、所有武器和电台。算一下时间，李俊才从接任天津站站长，到主动向投诚，仅仅间隔两个月时间。

　　但李俊才比较倒霉，他丝毫不知道，除了他亲自执行的“黄雀计划”外，在天津城内还有另外一组直接由保密局局本部领导的特务潜伏下来了。

　　1950年10月末的一天深夜，天津公安部门突然侦测到一个异常的电波讯号，并成功完成破译。

　　这个由保密局局本部直接领导的特务潜伏组，从组长彭振北到组员，一个不剩，全部落网。

　　48岁的李俊才被安排到西安市草滩农场劳动，由于有文化还表现好，数年后被调去一所农村小学做老师。

　　1983年，时年65岁的李俊才还在贡献余热，担任西安草滩农场职工子弟学校副校长，曾当选西安市第九届人大代表。

　　教师，多么神圣的职业呀，《潜伏》里的李涯，一直的梦想就是——等天下太平了，去当一名老师，教书育人。

　　马汉三（1906年—1948年），原名马士杰，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早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担任下级军官，中原大战后投入军统。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导致军统组织发生重大变革，军统改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上任伊始，即调整人事。

　　1947年4月，马汉三在毛人凤的排挤下被迫辞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调任北平民政局局长。

　　1948年4月，第一届“国大”选举前，马汉三以北平民政局长的身份兼任北平“国大”选举事务所主任。

　　马汉三在北平接待华北地区的“国大代表”时，违背蒋介石意愿，秘密联络代表，串联选李（宗仁）不选孙（科）。

　　黄天迈（1906年—1965年），河北省安次县人。1926年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曾加入我党，之后自动。日本投降后，投靠戴笠，在军统混得一个外事处长的职务。

　　1947年4月，前任站长马汉三调任北平民政局局长后，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接任北平站站长一职，不久即调往天津站组建二站，并担任天津二站站长，负责外事情报工作。

　　1949年1月，天津即将解放，黄天迈弃职逃往台湾，之后脱离军界创办实业，担任“中国旅行社”总经理。

　　乔家才（1906年—1994年），山西省交城义望人，黄埔军校六期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加入军统。

　　早在复兴社时期，乔家才就在多个特勤站担任过站长，譬如复兴社驻晋情报站站长，复兴社山西特务工作组组长、山西站站长、北平站站长等职。

　　1938年，乔家才被莫名其妙调离北平站，降职为军统局督察，两年后升任督察室主任。

　　1944年，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仅数月便又转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

　　1947年，黄天迈在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任上，又被突然委任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1935年某日，也是机缘巧合，戴笠一时兴起，去到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参观，在这里偶遇王蒲臣。

　　一番攀谈下来，戴笠很欣赏这位年轻的教育局长，当即邀请王蒲臣加入军统，担任自己的秘书。

　　在戴笠的提携下，王蒲臣历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第八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陆军第41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等职。

　　王蒲臣外柔内刚，多谋善断，沉稳老练，就算是戴笠死后，仍然深得毛人凤器重，被其视为左膀右臂，极为倚重。

　　1948年，前任站长乔家才被毛人凤下令羁押后，王蒲臣由保密局驻北平少将督察长任上，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1949年1月23日，眼见傅作义北平和平起义已成定局，王蒲臣匆匆布下5个特务潜伏小组，随后亲自烧毁了站内全部文件和档案，乘毛人凤专门派来接他的专机飞赴青岛，担任青岛站站长。

　　1949年5月，王蒲臣率青岛站全体人员搭乘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来的登陆艇逃往台湾。

　　青岛站是整个保密局系统中，唯一一个成建制完整撤离的特勤站。为此，王蒲臣抵台后受到了蒋氏父子的接见并嘉奖。

　　晚年的王蒲臣回忆，作为龙的传人，在北平三年期间，因为工作忙碌，连长城也没有去过，此为终身遗憾。

　　徐宗尧（1905年—1990年），早年是东北军郭松龄部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头兵，一步一个脚印从士兵升至旅长。

　　1948年3月15日，保密局在北平市地安门内东板桥14号成立了“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

　　该站的任务有别于王蒲臣领导的北平站，职能是督导冀辽热察边区的特务组织向东北解放区渗透，穷尽一切手段在东北解放区站住脚，进行军政情报的收集工作，配合东北军队反攻。

　　1949年1月19日，眼见北平大势已去，毛人凤命北平站站长王蒲臣转任青岛站站长，将保密局北平站与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合二为一，统由徐宗尧负责。

　　得知徐宗尧接任北平站站长的消息后，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立即指示北平市城工部，马上派人与徐宗尧接洽，争取徐宗尧率部起义，避免千年古都遭到特务们的破坏。

　　双方见面后，徐宗尧当即表示愿意起义，并将王蒲臣离开时布置的5个潜伏小组名单上交，为我党我军提供了不少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使得潜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几乎全盘浮出水面。

　　徐宗尧还按照我党要求调集所有档案文件封存，并保护北平监狱内在押的一百多位党员和革命志士免于大屠杀。

　　13、上海站：余祥琴、余乐醒、王新衡、刘芳雄、陈恭澍、李崇诗、王方兰、刘葆珊、王天木、翁光辉

　　注：军统历史上各外勤站经多次调整、裁撤、合并、重组，最终保留下来以上41个站。并且，由于人员交叉，上述站长名单肯定存在遗漏，还望读者谅解。

　　此外，军统局还设有美国站、印度站、菲律宾站、朝鲜站、新加坡站、西贡站、曼谷站、开罗站、卡拉奇站等等20余个大大小小的国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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